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早上七点四十分，十七岁的我，作为中苏关系解冻后国家第一批派往苏联的大学生，登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列车徐徐启动了，并且越开越快，而父亲仍在追着火车跑，边跑边向我招手，可终于什么也看不见了。刚刚与父母亲人潇洒道别的我忍不住痛哭失声，心里竟是那般茫然，不知这隆隆列车要将我带到怎样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

1. 《留苏》目录
序
自序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早上七点四十分，十七岁的我，作为中苏关系解冻后国家第一批派往苏联的大学生，登上了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列车徐徐启动了，并且越开越快，而父亲仍在追着火车跑，边跑边向我招手，可终于什么也看
不见了。刚刚与父母亲人潇洒道别的我忍不住痛哭失声，心里竟是那般茫然，不知这隆隆列车要将我带到怎样遥远而陌
生的国度… …
第一章 大浪淘沙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壮怀激烈的青年人，来到莫斯科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大学校园内的狂风骤雨，引导他们
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第二章 烽火绿洲
这是一群特殊的老人。他们彼此之间用流利的俄语交谈；他们相互对待如同兄弟姐妹；他们对俄罗斯的文化、饮食有
着深深的依恋；他们称苏联为自己的故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第三章 开路先锋
时间一天天地飞逝。二十一个年轻人在勤奋学习的同时，心情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中。进入苏联最高等学府深造的希望，
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第四章 决策
一、“一边倒”
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
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
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二、以俄为师
新国家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决策者很快意识到，现有人才水平和人才储备，与日
新月异的需求相差甚远。
三、历史意义
“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
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
量培养新的干部”是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达到世界其他大国的最迅速有效地的道路。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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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缘起
没有任何语言基础，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准备，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犹如一群赤手空拳的战士冲上了前线。
二、 留苏预备部
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零年，留苏预备部在新中国教育的的历史星空中如流星般短暂。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从它的怀抱走出了不胜枚举的新中国领导人、科学泰斗、学者名流，还有无数为祖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各行各业的骨
干。这里，铭刻了他们矢志报国的豪情；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艰难求索的足迹；这里，是众多新中国未来栋梁之材放飞
梦想的起点。
三、 优中选优
到了发榜的时候，别的同学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籍传茂的通知还迟迟不来。他平时学习成绩优秀，考的也
挺满意，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籍传茂和家人有些忐忑不安。
四、 “过三关”
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事关国家的未来，是一项无比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有关部门严格遵循一套严格得近乎苛刻的
选拔标准和工作程序，以确保遴选出最可靠、最优秀的未来建设者。选拔条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当时有一种说法，叫
做“够得上入党条件，却不一定够得上留苏条件”。
五、 “填鸭式”教学
早晨八点，同学们开始上课，除了中午一个小时午休时间，课程一直延续到下午四点半。下课后，老师离开了，可是
教室里仍然座无虚席。学生们在上自习。每个人都在各自高声朗读。教室里声浪滚滚，可是居然各学各的，互不影响。
六、 伙食之好是出了名的
留苏预备班的伙食，即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体面的。而在国凋民蔽的建国初期，几乎可以用“奢侈”来形
容
七、 比妈妈还细心
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的一应俱全。有了这些服装和用品，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
何东西了。就是自己的妈妈来给打点行装，恐怕也不会考虑得如此周到。
八、 “缓出国”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入留苏预备班的学员，都能够如愿走出国门。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一部分人员没能如期出国。
这种现象被称为“缓出国”。
九、 历史的反思
新中国的决策者和教育管理干部，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留学工作方向，其勇气
和实事求是永远值得我们称许。而十几年留学工作的利弊得失，也有待后人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说。
第六章 五分！五分！
一、 坚持
这时候，使馆负责留学生管理的同志来到列宁格勒。他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的情况，见到我就说：
“你的情况我们都
知道了。如果你有困难，支部书记可以暂时不当。我们也可以……”他还没说完，我就跳了起来：
“我还没要求回国呢？！
我一定要留下！就是累死，我也要坚持下来！”
二、 军事留学生
2

3. 对于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军人来说，这次出国留学，就是组织布置的一项新的战斗任务。这次，他们面对的
不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坚固的知识堡垒。他们抱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战斗精神，投入
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三、 从“吉尔”到一汽
从厂长、车间主任到一线工人，从前方生产、辅助生产到后勤管理，从产品设计、工艺制造、计划管理到财务管理、
质量管理，几乎所有的关键岗位都得到了苏联同行毫不保留、几乎是手把手的指导。
四、 中国等于优秀
中国留学生，在当时的苏联几乎成为优秀的代名词。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青年人，成为苏联教授们的宠儿。很多苏
联的老师，都以拥有中国弟子为荣。在课堂上，最复杂的问题总要留给中国学生去解答；而中国学生的反应，则成了老
师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尺。
第七章 燃情岁月
一、 课堂之外
对于每个在海外求学的学子们来讲，在异国他乡的大学生活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那些在课堂之外的星星点点的
小事，都成为一生中值得反复回味的经历。
二、 在广阔天地间
在我们看来，不分种族、国别，我们都是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因此，我们愿意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
我们很自然地把苏联对本国青年的要求，看作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把每一次身体的磨炼，都看作是一次思想教育活
动，是对自己思想品质的一次考验。
三、 风自东方来
这些年轻的学子，恰似从东方古老大陆吹来的一股清新的风，驱散了几百年的偏见与隔阂，将友谊的种子播撒在了这
片白桦林的土地上。
四、 心手相连
当周维推开房门，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柳芭阿姨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开门的声音把柳芭阿姨惊醒了：“真抱歉，
我怎么睡着了？”周维满怀愧疚地走上前去：“真对不起，我一玩起来把辅导的事给忘了……”没想到柳芭阿姨马上摆摆
手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开始吧。”
五、 惜别
朱育理的演说多次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当他结束最后一句话，激动的听众立即一拥上前，如潮水般淹没了他。
钢笔、校徽，……他的身上顷刻间缀满了各式各样的纪念品。
“乌拉”“乌拉”的欢呼声如浪涛一般，在沸腾的人海上空
、
往复掠过。
第八章 润物无声
没有冗长的说教，没有枯燥的理论，就在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中，学子们领悟了什么是科学家的品格，什么是科
学的光辉。与知识和技能相比，来自苏联的师长们所表现出的尊重科学、追求真理、不肯随波逐流的高贵人格，才是我
们继承的最大财富。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4. 一、 异乡亲人
留学生管理处不仅是国家管理留学人员的机构，更是留学生们在异国他乡的依靠。他们通过辛勤的工作，为广大学生
顺利完成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开辟了坦途。
二、 关怀和勉励
这时，周总理的浓眉猛地一挑，立刻环顾四周，大声喊道：“刘晓呢？刘晓大使在哪里？”他紧紧盯着挤到身边的刘
晓，表情严肃地说道：“你要安排王淦昌坐火车回国。飞机票退掉。你们使馆要派一个专人全程护送！”
三、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暴风雨般的掌声、口号声接连不断、此起彼伏，从大厅的一个角落传到另一个角落。掌声甚至把口号声都压下
去了。当毛主席过来时，后面忽然涌来了巨大的压力，使我勉强支撑住没有倒下去。这时我的手已经拍的通红了。”
第十章 红莓花开
一、 相濡以沫
“这都是程海同学给我写的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一个都不少。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贝。”老
人满怀柔情地抚摸着那厚厚一迭已经有些陈旧发黄的信笺。这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恋爱中年轻少女的浪漫情愫。
二、 坚守承诺
“所有的苏联同学都对我说：‘你太傻了！你的丈夫不会等你三年的。他一定有别的女人了！’
。我当时就回答：‘
我相
信我的丈夫！’。这是一种信念。就是这种信念支撑我安心完成了学业。”
三、 异国情缘
如今，那些白桦林中的海誓山盟，那些红莓树下的恩恩怨怨，都早已随风而逝，如同寒冷北国凋零的树叶，褪色成为
浅淡的记忆。然而，那份纯洁的情感，那份真挚的爱情，却永远伴随《红莓花儿开》的歌声，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永
恒的印记……
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
一、 功过评说
池秀峰抽出题签一看，眼前一黑：最后一道题的题目赫然写着：“你如何评价斯大林？”天哪，怎么会这么倒霉？!
二、 山雨欲来
此刻，泪水顺着老人皱纹纵横的面颊流淌，浸湿了花白的胡须。老人缓慢地走上列车，伸开颤抖的手臂，把身边最近
的一个留学生揽入怀抱，一边摸挲着年轻人的后背，一边嗫嚅地重复：“永别了，我的孩子！永别了！”
第十二章 风雪白桦
一、 磨砺
没有荣耀的光环，没有媒体的喧嚣，更没有自命不凡的浮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的留苏学子们，就像一滴普普通通
的水，融入到奔腾的江河中。
二、 雷霆之锤
和苏联有关的一切都成了罪恶。因愤怒而疯狂的人们冲进家中。那些承载着留学记忆的温馨的照片、关爱的书信、
精致的笔记，还有那些节衣缩食购买的专业书籍和资料，统统被翻出，撕烂、践踏，在熊熊烈焰中化为灰烬。
4

5. 三、 风雨兼程
为了那份沉重的责任，更是为了证明自己人生的价值，这些两鬓斑白、拖家带口、身心俱疲的中年人，和比自己整整
小了一代的年轻人，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
第十三章 百川入海
一、 自己的家园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成立了。从此，饱经沧桑的留苏学子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 情感的纽带
捐款、慰问信、各种药品和药方，如雪片般飞到身患重病的张树平、黄士杰夫妇手中。时隔三十年，昔日绵绵的同
学情谊已凝炼成醇厚的亲情。
三、 重逢在山花烂漫时
老同学们一见面你拉着我的手，我挽着你的臂，说不完的话语，道不尽的情，诉不完的思念。当看到这群早已是爷爷
奶奶的老人们嘻笑打闹，看到他们脸上浮现出的年轻的红晕，听到他们彼此称呼对方的昵称，我有一种时光倒转的感觉。
时钟仿佛一下子回拨了五十年。
第十四章 跨越世纪的情谊
五年，乃至于更长的留苏岁月，对于每个亲历者来说，都只不过是漫长人生旅程中短暂的一瞬。几十年过去，那些曾
经遇到的人，大都已面目模糊；那些曾经经历的事，大多已随风而逝。可是，有些东西却在不经意间沉淀在记忆深处，
于无声无形中浸润我们的心灵。
一、 桃李恩情
“你就是我的俄罗斯妈妈！
”张奇虹扑到老师怀中。老师灰白的发梢温柔地拂过脸颊，泪水流入嘴角，酸酸的，甜甜
的……
二、 跨越世纪的友谊
到苏联三年了，这是头一次吃上真正家乡的饺子。这是祖国的饺子，这是家庭般的温暖！这是怎样深厚的情谊！在温
馨的灯光下，鲜艳的五星红旗映红了年轻人的面颊。大家一声不响地吃着，眼中噙满泪花。
三、 异国手足情
十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在遥远的莫斯科，年逾花甲的基拉准备休息了。她的女儿尤丽亚在看电视。突然尤丽亚跑进
她的房间：“妈妈，我们正在看‘关于中国’节目，上边一个中国妇女正拿着你的照片找你呢！”
四、 重返白桦林
二十年的彼此隔绝，使得中国和苏联成了彼此最熟悉然而又最陌生的邻邦。长时间积累下的猜忌、防范，乃至敌意，
更是像一把无形的大锁，禁锢着两国交往的大门。老一辈留学生在苏联人民心中播撒的友情，成为开启信任之门的钥匙。
第十五章 共和国永远铭记
我只想用有限的笔力和有限的篇幅，描绘我所随意采访到的，或赫赫有名、或默默无闻、但同样散发着人格光辉的
人物，如同随意撷取几个零星的水珠，借以折射出整个海洋的宽厚和伟大。
一、 国之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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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的前人相比，这批被称为“第三代领导人”的领导集体固然很少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血雨腥风。
然而，他们却以其优雅、谦和、持重的人格魅力，塑造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新形象。
二、 敢向沧海缚蛟龙
考察船就像一片落在狂风巨浪中的树叶，时而被抛到波峰，整条船悬在空中，螺旋桨都露出了水面；时而被大浪埋
进浪谷，整个船没入水中，如同潜水艇一样。
三、 托举中华腾飞的翅膀
在试车现场，钱学森激动地说：
“我国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克服了不稳定燃烧问题，标志着我国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
技术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
”
四、 筑起新的长城
五六十年代的军事留学生，接受了苏联完整的、正规的军事教育。不论其学习的系统性，还是专业的针对性，都是
前人所无法比拟的。随着他们的成长，我军在军事指挥、技术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同时，一大批年轻
化、专业化的军事将领脱颖而出，成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骨干。
五、 献身地质事业无上光荣
朱训在报到时才发现这是一个误会。用人部门求贤心切，发生了“张冠李戴”的差错。尽管如此，朱训还是满心欢
喜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奉献了二十五年的宝贵年华。
六、 干一行爱一行
昨天还在领导尖端技术的科研攻关，今天却要管理一家垂危的大型进出口企业。这次改行的跨度之大，不亚于天壤
之别。可是在陈为江看来，这都是组织分配的工作，都要义无反顾地做好。陈为江那被同事誉为“计算机”的大脑又一
次紧张地运转起来。
七、 彩虹之桥
一曲奏罢，盛中国再次深情地向观众说道：“希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一盏希望之灯。不论火苗多么弱小，
也千万不要让它灭掉。只要它不熄灭，我们就可以重燃希望之火，就可以重建我们的家园！”
第十六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信念，支持他们甘愿将青春和生命托付给祖国，虽忍受重重艰辛和苦难却仍旧无怨无悔？在那种
近乎于苦行般的自律与虔诚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行为动机？
第十七章 新的篇章
“善邻胜远亲”。经过十余年精心的呵护和引导，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伟大邻邦的关系已经步入前所未有的良性发展
的轨道。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不远的未来两国必将携手迎来共同的繁荣。
我们期待着，留苏学人的精神火炬，将在新一代留学生手中传承下去。
历史，将迎来崭新的篇章。
后记
序
6

7. 五十年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
五十年前，众多中华学子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了毛主席“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讲话。“为祖国工作五十
年！”的豪迈誓言在莫斯科大学礼堂里回荡不息。
五十年前，上万名青年学子在异国的土地上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五十年间，留苏学子在祖国建设的各行各业勤奋工作，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才智。虽经历坎坷和磨难却无怨无
悔。
今天，昔日英姿勃发的青年已然变成了年逾古稀的老者。可是，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每当我回首往事，心中仍
禁不住激情澎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苏联，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启蒙，学习革命斗争的理
论和经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经过革命斗争血与火的洗礼，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党和军队的建设和革命
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才华，乃至热血和生命。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面对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大批管理和专业人才，
新生的共和国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一万多名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五六十年代党和国
家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一万多名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
学子们在克服重重困难与取得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后，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愉快地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无私地奉
献自己的才智和青春，为振兴中华创造了丰功伟绩，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当中，有的人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有的人成为一些行业和部门的领导者，有的人成为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的人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做出了杰出贡献，有的人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不论声名
显赫，还是默默耕耘，他们都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最瑰丽的建设事业。他们的名字，已经并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
历史的丰碑上。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隔阂后，中苏两国间留学生交流成为融化两国关系坚冰的第一泓春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起，我国政府恢复向前苏联及独联体国家派遣公费留学人员。与此同时，大量自费留学人员来到独联体国家学习。他们
为增进两国间了解和友谊，巩固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纵观近一个世纪的留学苏联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这就是永远胸怀祖国、视祖国声誉为生命
的爱国主义，永远将祖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奉献美德，和永远追求真理、不向困难低头的科学精神。无论是在枪
林弹雨的革命时期，还是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无论是肩负重任，还是历经磨难，留苏群体始终没有辜负民族的期望。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留苏学生并发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重要讲话五十周年。尽管半个世纪
已经过去，但领袖的谆谆教导却言犹在耳。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又看到了一部翔实、生动
地记述二十世纪留苏群体学习、奋斗历程的著作。
单刚、王英辉两位年轻的留苏学子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通过长期的访谈和资料收集，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素材。通
过他们的努力，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部充满了质朴真情的文字。编纂横亘七十余年的留苏群体史录的行为，正因出自
新一代留苏学子之手才显得更具有文化传承的意味。
《世纪风华》一书，不仅是对近一个世纪留学前苏联和独联体国家的中国学生群体在学习、生活、工作等若干方面
的生动刻画，更是对这一群体所承载的伟大精神内核的深度发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将是纪念毛主席讲话五十周年的
珍贵礼物之一。
朱训（签名）
自序
1988 年 9 月 28 日早上 7 点 40 分。
十七岁的我，作为中苏关系解冻后国家第一批派往苏联的学习大学生，登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站台上，母亲早已哭成了泪人，父亲也不时掏出手帕擦拭红红的双眼。从没离开过家的我，实在是让他们放心不下。
列车徐徐启动了，并且越开越快，而父亲仍在追着火车跑，边跑边向我招手，可终于什么也看不见了。刚刚与父母
亲人潇洒道别的我忍不住痛哭失声，心里竟是那般茫然，不知这隆隆列车要将我带到怎样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根被拔出的小草，从此离开了坚实的大地，开始了未知凶险的漂泊。
到达了莫斯科后，我被分配到基辅工学院学习。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深深地陷于思乡的哀愁中。语言不通，上课听不懂，也无法和别人正常交流；饮食不习惯，自
己也不会照料自己。没有了亲人的关怀，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和不可理解。被选拔时的激动和豪情早已荡然无存。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正确性。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在不上课的时间里，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被纷乱的心绪所困扰。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无意中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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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一天，学校为新生安排了一次校史参观。我无心关注讲解员冗长的介绍，目光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墙面的照片上逡
巡。
猛然间，我的视线凝固在一张老旧的照片上。
那是一张张清俊的东方男女青年的面孔。他们的神态明快而自信，目光平和而坚定。他们穿着统一样式的西装，身
材同样瘦削，然而却洋溢着同样不可掩饰的青春热情。在照片下方用俄语标注着：
“1961 年某某专业中国毕业生合影”。
跨越三十年的时空，两代炎黄学子的目光在异国他乡碰撞了。
是他们——五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
在出国之前，我曾被告知，在很久、很久以前，曾有一大批和我一样年纪的青年学生，和我一样被派遣到苏联学习。
那时对于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现在，他们的形象终于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是的，他们和我一样年轻。他们一定也有和我相同的经历，也一定
体验过和我相同的苦闷。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我的目光仔细地扫描每个人的眼神，试图寻找出问题的答案。
我像是被施了魔法，呆呆地伫立在照片前，以至于没有听到同行者催促的呼唤。
大学的第一年级就在混沌中度过了。期末第一门考试是高等数学。我由于没好好准备，一下子考了个四分。教数学
的是一位名叫亚列姆丘克的老教授。在成绩册上写下成绩后，他近乎于痛心地看着我，问道：“我的孩子，你怎么啦？是
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让你只考了四分？要知道，三十年前我教过的中国学生，他们都是那么的优秀，他们永远只考五
分。”接着，他回忆起五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提起他教过的每个人的名字。讲起当年的事情时，他充满深情。
我顿时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三十年前，他们一定曾经坐在这个教室里，从容地回答问题，用优异的
成绩赢得了老师的赞许和敬重。
我是他们的后代。我的身上传承着他们的血脉和基因。我应当和他们同样优秀，我有能力和他们同样优秀，我
必须和他们同样优秀！
从这天起，我发誓只考五分。
六年后，我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又过了两年半，我获得了副博士（博士）学位。
回到国内，工作之余我参加了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的活动，有幸获得了许许多多和五六十年代留苏学长接触的机会。
那些曾支持我走过艰难的求学之路的高贵灵魂，如今就有血有肉地站在我的面前。
他们是如此平凡，平凡得就像邻家的一位慈蔼的爷爷或奶奶。在市井中，你绝对无法将他们和普通人区别出来。
他们是如此优秀。在他们当中，涌现了无数专家、教授、学术带头人、国家高级干部。他们的职位可能不同，但是决
无平庸之辈。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一段凝重的记忆，一座功绩的丰碑。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群体。
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目的明确、组织严密、规模巨大的国家间人员交流活动。在其后，类似的活动
也再没有发生。
这是一个业绩卓越的群体。
他们支撑了新中国五十年的建设。他们当中的许多名字，永远铭刻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的
史册中。
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群体。
在他们身上，浓缩了政治运动带来的所有苦难。然而无论精神还是肉体的摧残，都丝毫没有折损他们矢志报国
的信念。
这是一个正在远去的群体。
如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情感，正如同他们的脚步，与我们渐行渐
远。
命运如何降临到这群人身上？
他们又如何迎接了命运的挑战？
在他们严谨的外表下，涌动着怎样的情感波澜？
他们每个个体的命运，又是如何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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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些疑问，驱使我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记录下他们的人生轨迹。
这是一次艰难的心路跋涉。我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来到我未曾降生的岁月，追溯这个特殊群体走过的足
迹，揭示他们罕为人知的感情世界。
这是新一代留苏学子的“寻根之旅”
。我要探究他们克服重重艰险，矢志报效祖国的动力源泉，来指引年轻一代
的人生之路。
文明需要传承，记忆需要挽留，历史需要铭刻，这是我们这些晚辈学子肩负的沉重使命。
我愿以这些文字作为后来者微薄的礼物，献给那个逝去不再的光辉岁月，献给那些忠诚于信仰、忠诚于祖国、
忠诚于生命的不朽灵魂！
第一章 大浪淘沙
1925 年 3 月。克里姆林宫。
在巨大深邃的办公室里，斯大林一边吮着烟斗，一边缓缓地踱步。在办公桌上，是一封来自于苏联驻中国广东政府代
表鲍罗廷的加急电报：
“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孙中山先生于 3 月 12 日在北京因病逝世。孙先生逝世前，曾口授《告苏联同志书》。全文
如下：
……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
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
助。
……
伴随着均匀有力的吮吸，烟斗中的火光忽明忽暗，烟丝燃烧发出细微的咝咝的声响。在缭绕蒸腾的浅蓝色的烟雾后面，
斯大林陷入了沉思……
自从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以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苏联支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广
东黄埔建立了第一所正规化的军事学校，培养军事指挥人才。但是，为了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需要培养大量的
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革命干部。他们不仅承担着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也将成为今后维护良好的中苏关系的
纽带。
几天以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在莫斯科，以孙中山先生的名义，为中国的革命者创办一所大
学。
1925 年 10 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代表苏联政府正式宣布
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以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
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并随即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①
10 月 7 日，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招生开始。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全国报考的考生竟达上万人。
经过几年来的熏陶，苏联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因此，能够到苏联的心脏——莫斯科，学习“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如同去“红色麦加”朝圣一般荣耀而神圣。
在鲍罗廷的参与和引导下，招生委员会从参试的考生中择优录取了二百八十人。在这些人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
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出于巩固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的考虑，鲍罗廷从国民党要人的适龄子弟中，又特别推荐了二十名学生，如蒋介石之
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周折之后，1925 年 10 月，第一批赴苏留学的一百余名青年学生们，从广州、江西、湖南等地出
发，陆续在上海集结。
1925 年 10 月 19 日夜晚，在苏联驻上海领事的协助下，学生们躲避过北洋军阀的警察和租界巡捕的围捕，终于登上
①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 页。
(美)盛岳：
9

10. 了开往苏联的一条狭小拥挤的货轮。
穿破黄浦江骚动不安的夜色，轮船满载着青年学子们澎湃的心绪， 将暮霭深沉的中国留在身后，驶向远方破晓的曙光。
这是一段艰难的航程，有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船出长江口进入到东海之后，遇到惊涛骇浪。全船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部分都晕船，睡在我旁边的人没
有一个不呕吐的。大约在头三天很少人起来吃东西。后来风浪小了，天也放晴了，于是大家都往甲板上跑。那里空气新
鲜，一望无际，自然不会晕船。原来我们所乘的这艘船，不超过一千吨，而且是专门载运咸鱼的，满舱鱼腥，再加上密
不通风，住在里面的人，即使没有风浪，也会呕吐。”
尽管条件恶劣，可是青年人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船舱中，甲板上，到处都成了青年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几本马
克思主义启蒙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等，成了大家手中的至宝。再也没有了反动势力
的捕杀，大家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畅所欲言地讨论了。
颠簸航行约一周后，轮船靠泊在苏联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在这里学生们没有停留，很快便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又经过三周的跋涉，火车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学校负责人随即将疲惫不堪的学生们迎接到了校舍。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在几乎整整一个月的行程里，大家就没有
洗过澡。因此，在匆匆填饱肚子后，学生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附近的公共浴室洗了一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热气蒸
腾的浴水中，大家舒展筋骨，洗涤征尘，仿佛也去除了从旧世界带来的尘埃。
在毗邻莫斯科红场的沃尔洪卡街十六号，坐东朝西坐落着一座庞大宏伟的四层楼房。庭院宽大，屋顶浮雕华美，室内
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这座建筑曾是一个俄国贵族的府邸，十月革命后改成一所中学，后又改为一所农业
大学。
如今，这座楼房已经被改造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舍。一楼是衣帽间、饭厅、储藏室、理发室；二楼的右边是大礼
堂，左边是教室，后面是医务室；三楼一半是教室，一半作寝室；四楼是图书馆、女生宿舍。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为二年。
第一年，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掌握俄语。学生们被分成二十至三十人的小组，每天用半天的时间，由专门的教师
教授俄语。尽管相当多的学生是大学或专科在读学生，然而却都不具备任何俄语基础，连粗通英文的也凤毛麟角。因此，
课程就从画蝌蚪般的学字母开始。接着，学生们开始在老师的带领下，逐字逐句地研读《真理报》，慢慢地学习单词和造
句。除俄语外，学生们还接触了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课程。
到了第二年，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此时，学生们已经
可以或多或少地使用俄语和老师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于一般高等院校，其目的不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培养和世界观改造。因此，教学
采取“会议第一、授课第二”的方式。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
教授作总结。这样，每堂课最终都演变成互动性极强的辩论会。校方希望通过激烈的辩论加深学员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理解和交流，每个班级还专门配备了一名翻译。
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队列、射击、武器维修等。学员们被要
求学习射击技术，熟练拆卸和组装枪械。
从 1925 年 10 月到年底，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三百多人经过选拔或推荐，从国内来到莫斯科。
1926 年 1 月，十名原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奉国民党命令，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几乎同时，中共旅欧
支部的二十名党、团员根据党的指示，也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当中就有时年二十二岁的邓小平。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青年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
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
学习期间，邓小平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邓小平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由于国内斗争需要，1926 年底邓小平
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尽管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却给身边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有蒋经国。
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十七岁。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
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 。
据当时的同伴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
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
10

11. 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
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①
1927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干部，每年陆续派出部分党、团员
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过上海工人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有些人则在白色
恐怖下坚持过艰难的地下斗争。
在中山大学，还有过一个特别班。班里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
名干部，有的甚至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称为“老头子班” 。在他们当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
②
吴玉章、徐特立等国共两党的元老。
1928 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一百多名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 1921 年，目的在于为远东地区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国内
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国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1928 年，为便于
统一管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5 年创立至 1930 年的五年间，前后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园，注定是不平静的。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风，还是中国大革命的骤雨，都毫无例外地在
校园中激起猛烈的波澜。
1927 年 3 月 21 日，被北洋军阀长期盘踞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终于被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占领了。
消息传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欢呼雀跃，个个欣喜若狂。兴奋的学生们一齐涌向街头向共产国际大厦挺进，沿
途莫斯科的市民也不断加入。欢腾的人群汇成滚滚的洪流，穿过市中心的大街小巷。
然而，仅仅二十余天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降临。
4 月 12 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突然发动反共政变，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员和工人武装举起屠刀。一夜
之间，千百人头落地。
消息传来，学生们群情激愤。昨天，大家还在把蒋介石当作中国革命的英雄和领袖而顶礼膜拜；可是转瞬之间，他就
撕下了伪装，暴露出反动军阀的真实面目。在大学校园里举行了隆重的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大会。学生们以极大的义愤
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
“四一二”大屠杀和随后发生的“七一五”事变，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决裂。
1927 年 7 月 26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
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很快的，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和遣返回国。
1928 年学校改名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 。此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已经完全成为了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
的“党校” 。
1927 年前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中央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
联共中央在中国革命前途和策略方面的错误论断，为“托派”的反攻提供了新的论据和口实。在一部分“托派”教职
工的鼓动下，有些原本崇拜托洛茨基的学生蜕变为真正的托派分子。
1927 年 11 月 7 日，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游行过程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红场事件” 。当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师
生队伍经过观礼台时，十几个青年学生突然展开标语并高呼口号： “执行列宁遗嘱！、
”“罢免斯大林！、
”“托洛茨基万岁！。
”
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顿时拳打脚踢，扭打在一起。队列在列宁墓前乱作一团。
紧接着，联共中央严令莫斯科中山大学立即彻底肃清托派分子。那些曾经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支持托洛茨基的学生，
很快被开除党籍和团籍，遣送回国。
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为权谋小人的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明，就聪明地利用了政治倾轧的机会，通过巴结大学校长米夫，在学生内部的帮派斗争中左右逢迎，从而从一个默
默无闻的小卒，一跃成为留苏学生的领袖，乃至于中共的领导人。
为了巩固地位，清除异己分子，王明伙同米夫，蓄意制造了“江浙同乡会”冤案。1928 年，俞秀松、董亦湘、蒋经
国等一些江、浙籍学生，为了互相关照，经常在一起聚餐、活动。鉴于俞秀松等人资历较老、声望较高，已经成为自己
统治中国留学生群体的障碍，王明决定罗织罪名加以打击。他声称在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反对苏共的宗派小团体“江浙
同乡会” ，并侮蔑其与托派势力有关联。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着手进行“彻底调查” 。苏联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
也插手此事。不久，十二名中国学员被开除，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一时间人人自危、风
声鹤唳。孙冶方在回忆录中写道：
①
余玮、吴志菲：
《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孙耀文著《风雨五载: 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6 页。
11

12. “在捏造的“江浙同乡会”案件发生以后，中国留学生中气氛十分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即使
同住一个房间，互相也很少谈心。例如，当时我和乌兰夫同志等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务性的谈话
①
外，就很少谈政治或学习的问题。 ”
尽管所谓“江浙同乡会”由于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的介入，最终被证明为一起捏造的冤案而被推翻，但是制
造恐怖的元凶并没有受到惩治，反而因为阴谋的得逞而更加肆无忌惮。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在斯大林的策动下，苏联的肃反之风愈演愈烈。已经完全把持了大学领导权的王明集团利用这
个机会，先后发动了“肃清托派分子”“反对第二条路线”“反对先锋主义”等政治斗争，并仿效苏共，开始残酷的“清
、 、
党”。在他的淫威下，大批无辜的学生被开除、劳改、流放、关押，甚至被枪毙。莫斯科中山大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
常学习生活已无法维系下去。
对于斯大林来讲，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但已经失去当初设立的意义，反而成为各种麻烦层出不穷的策源地。1930 年 2
月 2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至此，莫斯科中山大学结束了其短暂的历史。
除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一些军事院校也曾接收过少量来
自中国的留学生。
苏联和共产国际通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教育，确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政治和军事干部。 这
些青年骨干，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份宝贵财富。
在苏联，大批有志向、有素质的青年革命者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仰，提高了理论和认识水平，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
义者，成长为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们当中，有邓小平、
杨尚昆、刘伯承、叶剑英、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还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苏联接受培训的中国学员，回国后立即投入到激烈、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
诞生贡献了青春和生命。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罗亦农、瞿秋白、何叔衡、向警予、赵一曼、左权、周保中……
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也有少数学员胆怯畏缩、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从事文化、教育、科技、工商实业方面的事务。
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也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以王明为代表的少数人，以“正统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把苏联党内“左“的思想意识和僵硬保
守的机制带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使中国革命在其发展中多次出现偏颇与失误，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还有一类人，如任卓宣、盛忠亮之流，回国后很快叛变了革命阵营，投入了敌人的怀抱，成为可耻的叛徒。
曾经在苏联学习过的国民党学员，经过激烈的政治风暴的洗礼，也加深了左派和右派的分裂。劭力子、屈武、冯玉祥
等左派代表人物，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而谷正纲、谷正鼎、康泽等人，则紧紧追随蒋氏父子，为捍卫国民党
的统治走上了政治上的不归之路。
尽管旅莫中国学员回国后的政治方向发生了分化，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接
受教育的这批人，无疑成为了那个时代政治波涛中的弄潮儿。无论如何，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印记。这当中，从苏联最早取回马克思列宁主义火种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疑成为其中的主流和中坚力
量，他们对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举世瞩目的。
①
孙耀文：
《风雨五载： 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2 页。
12

13. 第二章 烽火绿洲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老人。
他们彼此之间用流利的俄语交谈；他们相互对待如同兄弟姐妹；他们对俄罗斯的文化、饮食有着深深的依恋；他们称
苏联为自己的故乡。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1927 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而幸存的革命领袖们也处于颠沛流离、朝不
保夕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烈士遗孤和革命者后代流离失所，陷入极其悲惨的生活境地。
为了保护这些革命者的骨血，让他们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存活和成长，将来继承父辈的伟大事业，党组织决定寻
找流落在各地的烈士遗孤和革命者后代，送到苏联进行抚养。
1929 年 8 月 1 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设立了第一座国际儿童院，用于保护、抚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
和革命者的后代，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随着儿童院抚养人数的不断增多，在距莫斯科东北三百多公里著名的纺织工业
城市— — 伊万诺沃建立新的国际儿童院，称为国际第一儿童院。1937 年，共产国际又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国际第二
儿童院。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国际儿童院划归苏联红十字会管理。
从 1927 年到 1941 年，前后有一百余名来自中国的“红色后代”被辗转送到苏联，在莫尼诺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度
过了艰苦而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坐落在伊万诺沃市东部。儿童院的建筑是一片错落相连的灰白色楼房。
楼房前面，是用矮树墙围起的巨大的花园。被精心修剪的花木，团团簇拥着一座玉珠飞溅的喷泉。喷泉中，伫立着一
座昂首飞奔的少年的青铜塑像。
儿童院的后面是一片茂密的松林。松树身姿挺拔、枝繁叶茂，交织成一面巨大的屏障。远远的，松脂和鲜花混合的芳
香飘进鼻息，沁人肺腑。走在林中，只听鸟儿在树端婉转地鸣唱，常常可以看到毛茸茸的小松鼠在地面悉悉簌簌地跑过。
松林的另一侧，一条叫做塔尔卡的小河潺潺流过。河水宁静清澈，如镜面一般，倒映着天光云影。河岸上绿草茵茵，
鲜花繁盛。
儿童院是由著名建筑师设计的。设施之完善，在当时的欧洲都是一流的。整个建筑群包括教室、宿舍、食堂、礼堂、
活动室、体育室、图书馆、医务室、浴室和隔离室等。墙面是巨大通透的玻璃窗，楼里是永远擦得锃亮的木地板，有的
地方还铺着厚厚的地毯。
儿童院里的伙食也是一流的。每天，孩子们都可以喝到牛奶，吃到猪肉、牛肉、鸡蛋，还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甚至
还有鱼子酱和巧克力。
年纪小的孩子被编入幼儿园。每天早晨，老师带领着一群蹦蹦跳跳、唧唧喳喳的小精灵们，到附近的森林里散步、
作体操、捉迷藏；中午，孩子们在繁花锦簇的露天阳台上睡午觉；下午，在老师的引领下，大声朗诵俄语单词，学唱儿
歌……
到了入学年龄，孩子们便和苏联孩子一样，到当地的学校参加十年全日制的学习。在学校，这些孩子和苏联孩子一起
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一起听课、考试、升级，并不因为是外国人而得到任何特殊照顾。晚上回到国际儿童院，
孩子们在老师的监督、辅导下，完成学校布置的功课。
儿童院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家庭。这里除了众多的来自中国的孩子外，还有来自保加利亚、波兰、希腊、美国、日本
等三十多个国家的子弟。
为了让孩子们不忘记自己的祖国，儿童院还把大家按国籍分班，每周几次由各国自己的老师讲授母语和历史文化。
课堂上，来自中国的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徜徉在祖国悠久灿烂的历史长廊中。通过老师由浅入深的讲述，孩子们了解到
祖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认识了秦皇汉武，领悟了唐诗宋词，体会了汉语汉字的美丽玄妙。老师还向大家传播一些浅显
的革命道理，介绍革命领袖的光辉业绩。很多孩子，是在这时候才从照片上认识了自己父母的形象，了解了他们为之奋
斗、献身的伟大事业。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已经播撒下对敌人的仇恨、对祖国的热爱。
除了文化课，学生们还要上体育课。孩子们要学习跑步、踢足球、打排球、游泳、滑雪、滑冰，每天还要洗冷水浴。
老师反复告诫大家：只有在大自然中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将来才能承受艰苦环境的挑战，才能完成革命交给的任务。
儿童院非常重视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女孩子们要学会刺绣、缝纫、烫衣，每天下午还要到厨房帮厨，做一些削土
豆皮、刷盘子的杂务。男孩子们则在车间里学习木工、钳工、车工的工作技能，学习自己修理桌椅。每逢节日，孩子们
都要对全楼进行彻底的扫除和清洗。劳动教育不仅使大家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更使他们从小形成了独立自主、热爱劳动、
热爱生活的品格。“只有劳动才有权分享成果”的观念被深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13

14.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夏天，塔尔卡河畔的草地上如繁星般缀满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野花。女孩子们提着篮子，如同一串欢快的音符，在草
地和林间跳跃、穿梭。不一会儿，篮子里就装满了五彩的花朵、鲜嫩的蘑菇。勇敢的男孩子们跃入清澈的河水中游泳、
打闹，溅起阵阵激烈的水花。
冬季，厚厚的积雪如同一床雪白的棉被，温柔地覆盖了原野和河流。有的孩子在院子里堆起大大的雪人，插上木炭球
和胡萝卜做眼睛和鼻子；有的孩子穿上冰鞋在平滑如镜的河面上穿行、旋转；更多的孩子们在白茫茫的雪野中追逐打闹。
雪团在空中飞舞，落在身上顷刻飞溅成洁白的花朵。顽皮的孩子们捧起大团大团的白雪，拍在小伙伴的头上、衣领里，
大家滚作一团。
新年来到了。男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去森林里，选一棵合适的松树砍下来，拖回儿童院。大家在松树下面钉上一个十字
木架，把它树立在新年晚会的现场。巧手的女孩子们开始装扮松树。枝头挂上五颜六色的小灯泡、彩球、小花篮、小动
物，再缀上小星星，拉上彩带，一棵翠绿的松树，一下子变得神话中一般琳琅满目、五彩缤纷。
新年晚会开始了。同学们穿着漂亮的节日盛装围坐在树下，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当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会场一
片欢腾。孩子们欢呼着，跳跃着，相互祝愿新一年的快乐和幸福。最后，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戴着红帽子、披
着红色外套、一脸白胡子的新年老人走了进来。孩子们伸长脖子，目光仿佛定格了一般，凝固在他背上那个沉重的、神
秘诱人的大口袋上。
收到礼物的那一刻，每个孩子的心都在怦然作响。小心翼翼地揭开五彩的包装纸，一包五光十色的水果、糖果和各种
饼干赫然出现在眼前。 每个孩子都如获至宝一般，把礼物紧紧搂在怀中，因兴奋而涨红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靥。
为了让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感受到更多家庭的温暖，许多当地的普通居民来到儿童院“认养”孩子。每逢节假日，
“爸
爸妈妈”们总要用平日里节衣缩食省下的钱，给认养的孩子购买糖果、礼物，带他们到自己家里、或城市里的公园去玩。
肖苏华至今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幕：
“认养我的是当地一个工厂的女干部。有一个新年，她把我和一个西班牙小女孩接到家里。当时正是战争期间，物资
非常匮乏。可是桌子上还是摆满了能够搞得到的最丰盛的食品。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一盘黄澄澄的桔子！要
知道在战火连天的时代，又正值严冬，桔子可比金子还珍贵。‘妈妈’剥开一个桔子，醉人的香气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们勉强忍住流出的口水。
‘妈妈’笑吟吟地把一个剥好的桔子递给我，又把一个给了同来的小女孩。这时，主人的小女儿也说要吃桔子。妈妈
很生气地打了女儿一下，训斥说：‘你真不害羞。他们俩的父母都不在身边。这些桔子就是给他们吃的。’委屈的泪水一
①
下从女儿的眼中涌出，她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每当我想起这个情景，总是免不了热泪盈眶。”
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庇护和关爱下，这群远离父母和祖国的孩子，幸运地躲避了故土的腥风血雨，健康快乐地成长，
享受着如梦幻般美妙的童年时光。
战争的阴霾突然降临了。
1941 年 6 月 22 日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急促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从老师们凝重的表情和慌乱的脚步中，孩子们预
感到一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在广播喇叭中传出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激动的声音： “德国背信弃义，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对
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 分三路入侵苏联。 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
” 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动员起来和德国法西斯作殊死的战斗，
保卫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
战争初期，红军节节败退，德军长驱直入。为避免遭受损失，共产国际要求国际儿童院立即后撤到中亚城市塔什干。
为了减轻负担，除了必需的随行物品外，儿童院将其余所有财产全部遣散给了当地的居民。就在大家紧张地打点行囊、
整装待发的时候，前线传来消息，德军的攻势被阻滞了。后撤的计划被取消。可是，这时的儿童院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儿童院里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一切为了前线”，面包的供应量先是被减到每天五百克，后来又被减到每天三百克。
肉类和奶制品从餐桌上消失了，只有每天的一小块黄油，还能使人记起这里曾经的优越。
孩子们的甜蜜梦境，常常被凄厉的防空警报猝然划破。睡眼惺忪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跌跌撞撞地跑向森林中的
防空洞。到处是尖厉的呼啸，到处是火光和爆炸。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孩子们紧紧地蜷曲在一起，幼小的身体瑟瑟发
抖。摇曳的探照灯光忽明忽暗，照亮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神。
学习中断了。年长一些的孩子被组织成后备军，每天参加射击、骑马、行军、防毒、救火等军事训练。年纪小的孩子
则在老师的率领下，在宿舍和教室的窗户上贴上防止爆裂的“ 字条，在楼房的顶上昼夜值班，观察德寇飞机的空袭。
米”
①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2 页。
14

15. 敌人逼近了莫斯科。
儿童院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投入后方支援工作。男孩子们进入工厂，日夜不停地制造枪支、炮弹、燃烧瓶。女孩子们
也到当地的服装厂、被服厂缝制军衣，到医院护理伤员。
大一点的男孩子们被派遣到莫斯科近郊修筑防御工事。每人的任务是每天挖一段长一米、宽三米、深三米的防坦克壕
沟。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土地被冻得比石头还坚硬。一铁镐砸下去，地面只是迸出一个浅浅的豁口。孩子们的双
手很快就被震裂了，手套被流出的血冻结在手上，摘掉时就像撕一层皮一样。孩子们嫌碍事，索性甩掉手套，赤手空拳
地舞动锹镐。歇工时松开手，锹镐居然没有落下，手已经被一层血水牢牢地冻在木把上了。每天几个小时艰苦劳动，报
酬却仅仅是一小块面包。不少人又累又饿，昏倒在工地上。
来自莫斯科的物资供应中断了。孩子们的生存陷入了困境。
可怜的一点黄油也没有了。每天三百克面包，只有拳头般大小。早饭是半片黑面包和一碗玉米面粥，中午和晚上是一
两片面包，还有几个小土豆。孩子们大多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如同无底洞一样。开饭的时间还没到，大家
就迫不及待地守候在取饭的窗口前，心里不住地抱怨窗口怎么还不打开。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用舌头把盘子舔得干
干净净，不留一滴汤水。每次厨房洗菜做饭时，总有很多孩子在门口排上队。他们舍不得那些剥下的烂菜叶和果皮被扔
进垃圾箱。
饥饿，是对这段可怕日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刘爱琴回忆道：
“每天早上似醒非醒的时候，我总是似乎闻到了从前吃过的好东西的香味。蜷缩在被窝里不想睁开眼睛，唯恐香味会
①
消失了。就这样一直等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才忽然清醒过来。”
为了生存，孩子们开始学着自己种菜。
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把操场翻耕成了菜地，种下西红柿、胡萝卜、圆白菜。西红柿还青涩的时候，就被孩子们偷
偷摘了下来，藏在枕头里等待它变红。圆白菜收割了，地下还留下冰冻的菜根。孩子们把它挖出来，如获至宝地捧到房
间里，锁上房门就着冰碴狼吞虎咽。房间里顿时充满“嚓嚓”的咀嚼声，如同一群小白兔在会餐。
土豆是最主要的食粮。孩子们把土豆种下去。然后就每天蹲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淡绿色的小芽从地下拱出，数着一
个叶，两个叶……，直到枝繁叶茂。不等完全长成，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把土豆刨了出来，三把两把擦去表面的泥土，
把土豆放到铁皮桶里，加水煮熟。不等冷却，孩子们就伸手从热水中抓出滚烫的土豆，一边在手指间掂着，一边敏捷地
剥去皮，沾着盐大口大口地吞进肚里，然后从口中吐出大团大团的热气。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来自莫斯科的煤炭供应早就中断了。所有能烧的东西都烧了。教室和
宿舍的墙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早晨醒来被子都冻在了墙上。孩子们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手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又红又亮。
儿童院要求孩子们行动起来，自己到树林里伐木，解决燃料问题，并且还定了任务，每人每天要完成一个立方米。
谁也没有伐过木。可是谁也没退缩。男孩子们一声呐喊，扛上斧头，就向着风雪的深处出发了。
一斧子砍下去，树干怦然战栗，树梢的积雪簌簌地坠下。一下，又一下，坚韧的树皮终于慢慢绽开。孩子们嘶叫着，
疯狂地舞动斧头，仿佛在和巨大的敌人肉搏拼杀。帽子扔掉了，手套甩飞了，棉衣的扣子也全部解开了。汗水未及流下
就冻结在发际，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都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洁白的雪花映衬着孩子们亢奋燃烧的瞳仁，一团团
的热气在每个人的头顶蒸腾。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满载着伐下的木块，唱着豪迈的战歌，如同骄傲的武士凯旋而归。
浓黑的夜色吞噬了万物。呼啸的风暴夹带着雪块与冰凌，如同一头暴虐的野兽，在空旷的原野上往来奔突。森林，田
野，冰封的河流，在恶魔狂野的淫威下发出低沉的呜咽。暴风雪嗥叫着，扑打着门窗，抨击着墙壁，仿佛要将房子撕裂。
然而国际儿童院依旧巍然屹立，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房间里，孩子们或搂着书，或抱着心爱的玩具酣然入睡。从
窗口发散出点点柔黄的灯光，在冰晶中漫射开来，又交织在一起，如同一轮朦胧、圣洁的光环，笼罩着这一方生命的绿
洲。
战争终于结束了。
陈祖涛和其他几个中国学生十年级毕业。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按照规定，十年级毕业后，他们就算已经长大成人，不再由儿童院抚养。
刚刚经历战争严重创伤的苏联，物资极度匮乏。每天政府配给的口粮只有五百克黑面包，其中还搀杂了不少锯末。作
①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0 页。
15

16. 为一年级大学生，每月从学校领到的助学金仅有二百七十卢布，只够在黑市上买四公斤的土豆。
为了填饱肚子，陈祖涛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就去莫斯科河的码头上帮人扛土豆。五十公斤重的麻袋落在稚嫩的肩头，
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孩子们弓着腰，一路小跑，只为多赚回一些酬劳。深夜，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
煮熟土豆三口两口地吞下，赶紧躺下睡觉。明天还有功课和考试。
陈祖涛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
“苏联学生遇到困难，可以向家里伸手。我们真的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我们买不起新衣服。大学前三年身上穿的
①
一直是离开儿童院前发的那两套衣服。我脚上的皮鞋也开了个大口子，脚趾头都露在外面。 ”
艰苦，从来没有击垮青年们的生存意志。来自国际儿童院的教育告诉他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像一个真
正的革命者那样顽强地与困难斗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更有一个声音在回响：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等到回到祖国的
那一天！
就在学子们生活最窘迫的时候，祖国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手臂。
1947 年，蔡畅同志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中途路过莫斯科。当她看到这群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生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如同街上的叫花子一般。这个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前面不改色
的坚强女性，把孩子们搂在怀里流下了眼泪： “我们把你们送到这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想
到你们过得这样苦。假如把你们留在延安，至少也能吃饱穿暖啊！ ”
情况很快有了转机。
蔡畅第二次到莫斯科的时候，给孩子们带来了几根金条，让他们换钱改善生活。为了既安全又能有个好价钱，同学们
决定拿到首饰店去换钱。
头一次还挺顺利。第二次当陈祖涛到首饰店兑换黄金的时候，埋伏在周围的便衣一拥而上，把他押到警察局。一个穿
得破破烂烂的外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黄金？面对警察的讯问，陈祖涛坦言相告：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从国际
儿童院出来在莫斯科读大学。因为生活困难，国内的亲人给我们带来一些黄金。如果想核实我们的身份， ，可以询问联共
中央领导。 ”警察部门的人一调查，发现事实果然如此，就把他放了。孩子们把黄金陆续换成了卢布后，终于换上了新衣
服，吃饱肚子的问题也得到了根本解决。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好转，身在异乡的学子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故乡亲人的支持。1948 年，中共东北局给
中国学生们发来整整一车皮的食品和用品，有大米、火腿、皮蛋和白绸布。大米、火腿按需分配，随吃随拿；白绸布则
每人一块，男同学用来做衬衣，女同学用来做裙子。礼物抵达莫斯科的那天，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赶来卸车，大家
都喜气洋洋。面对苏联同学投来的艳羡的目光，大家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海外学子们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临了！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们欢聚在
一起。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高喊“乌拉!” ，激动的热泪肆意流淌。10 月 31 日，新中国的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抵达
莫斯科的那一天，全体在莫斯科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个不少，都到火车站去迎接。那心情，就像迎接自己久别的亲人。
国民党的“大使馆”撤走了，克鲁泡特金大街十三号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此，留学生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949 年 11 月以后，使馆开始统一对留学生实行助学金补贴。孩子们的生活终于得到根本的改善。
1948 年 9 月，前来苏联留学的谢绍明等一批青年学生，因暂时不能进入莫斯科就读，曾在伊万诺沃生活了一段时间。
当他们进入国际儿童院的大门，眼前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痛苦不堪。
操场上，有不少七八岁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在追逐打闹。当谢绍明等用中文问候“你好，你叫什么？”时，孩子
乌黑的瞳孔中顿时出现困惑的神情。他们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
年轻人们发现，这些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尽管在体貌上和自己别无两样，但是在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方面，已经
和苏联人完全相同了。他们讲得一口地道的俄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汉语。他们对身边的一切了如指掌，却对自己的祖国
一无所知。
随着中国教员的相继离开，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失去了接触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关于祖国的一切，在他们日新
月异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这些孩子的父母，毅然投入艰难险恶的革命事业，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一个
强盛的祖国；而如今，他们自己的子女却失去了对故土的记忆。
1950 年 3 月，年轻的留学生们由谢绍明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他们有的已经回国，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
①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 页。
16

17. 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
有欠缺。这些孩子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对祖国也不了解。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
①
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
1950 年 8 月 30 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
玩具。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
汽车徐徐开动了。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他们看到，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双肩耸动；他们
看到，小伙伴们追着汽车，奔跑、跌倒……。他们睁大双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视线模糊了；他们张大嘴巴，
想最后呼唤一声亲爱的伙伴，可是喉咙哽咽了……
再见了，这片养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见了，这些在患难时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见了，我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
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凋敝落后的人民、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风民
俗。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竟有那么大的反差。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那感觉就像来
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
首先是家庭关。
侯果力：
“列车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们站成一排，家长们也站成一排。先念学生的名字，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然后念
②
家长的名字。两个出列的人，就这样对上了号，就这样相认了。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非常可笑。 ”
有很多孩子，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一出生就成为“多余的人”，被送到儿童院抚养，因此对生身父母没
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如今，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或
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缘在召唤，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
异，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所有这些，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
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孩子们一
时难以接受和适应。
其次是语言关。
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
的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
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
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
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
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
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
“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
①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66 页。
②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02 页。
17

18. ①
场：我们要回苏联。”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
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
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
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
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 1942 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 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 1945 年回到延安，1950
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 1957 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
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 1949 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
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
、
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 1952 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
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 1945 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 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 1953 年学成
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 1946 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 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 年回
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林如 1952 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 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
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在他手下，诞生了郑凤荣、倪志钦、郑达真、杨文琴等一批世
界著名的跳高名将
……
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
儿时，他们在一起成长，情同手足；
青年，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
晚年，他们互相依赖，彼此牵挂。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以至于当他们遇
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
在他们心中，这些儿时的伙伴，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亲情面前，血缘已经失色。
几乎在每一个节日，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
干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只有在这个
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
怀抱。
如今，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
遥远的苏联，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把他们抚养长大，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
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条彩虹般友谊之桥，跨过长城，跨过西伯利亚，跨过乌拉尔山脉，将两个故乡联系在一起，
①
同上第 490 页。
18

19. 一端是光荣，一端是梦想……
第三章 开路先锋
1948 年。
黄土高原。烽烟弥漫。
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可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
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二十
一个人。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
武装斗争。1931 年 7 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李鹏在抗战胜利
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 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 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
版工作，创办生活书店，主办《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 1944 年 7 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 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总指挥。谢子长于 1934 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三十八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
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 年 4 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
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 年 8 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 1947 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 1935 年 3 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
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 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
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
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 年 3 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西
北局秘书长。1942 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
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
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还有四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
们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
张代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崔军，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
在这二十一个人当中，有四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 1928 年出生在香港。1945 年，十七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了才一个月，
就被父亲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了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 军事家。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
家庭。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于 1946 年 6
19

20. 月因病逝世。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才找回来。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
项苏云是项英烈士的女儿。①
出征的日子定在 1948 年 9 月 2 日。东北局为大家统一置办了服装：一套西装、两件衬衣。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东北局的领导林彪、高岗、王稼祥、李富春、陈云等为青年学子们举行了饯行仪式。
尽管在延安时和首长们熟悉得像一家人， 在哈尔滨也不止一次地聚会联欢，但是这次晚宴还是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庄
重气氛。
在饭桌上，东北局领导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
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 。
9 月 2 日，二十一名同学作为正在孕育中的新中国第一批派遣的留学生，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谢绍明最年长，而
且有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党支部书记。
列车从哈尔滨出发，经由满洲里进入苏联。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正在大面积爆发鼠疫，进入苏联的列车和旅客必须进行防疫处理。在边境小站奥得勃尔，大家的衣
物都被收走进行消毒，列车在奥得勃尔滞留。在这段时间里，所有人不能随意离开车厢，最多只能在车厢附近散散步，
透透空气。
两个星期过去了，列车终于被放行了。
在赤塔，留学生们的旅程再次停顿下来。由于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并不是每天通行，因此大家不得不在赤塔等
待下一班列车。在这里，由于东北局的事先关照，同学们得到了来自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的热情接待。大家在赤塔停留
了几天，在当地官员的组织下游览市容、观看电影，对苏联的社会风情第一次有了直观的了解。
离开赤塔，经过六天六夜的漫长旅行，疲惫而兴奋的学生们终于到了苏联的心脏——莫斯科。
隔着车窗向外望去，在站台上迎接的，除了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居然还有几张东方人的面孔。大家惊喜地发现，他
们竟然是在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追逐打闹的玩伴刘允斌、陈祖涛等人！如今，他们都已经长成气宇轩昂的青年，就读于
莫斯科的大学。
大家跳下列车，和久别重逢的伙伴们拥抱拍打、欢呼雀跃。想到即将在莫斯科重温童年时共同生活的快乐时光，大家
无比欣喜，一路的风尘仿佛一扫而光。
可是就在当天，二十一个人被苏方接待人员连夜送往距莫斯科三百公里的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同学们被安置在国际儿童院。天气很快变冷了。苏联红十字会“雪中送炭” ，为每个人赶制了一件夹大
衣和西装。幸亏有了这件夹大衣，同学们才得以捱过漫长的严冬。
为了提高中国留学生的俄语水平， 国际儿童院为他们指派了专门的老师。这位叫做费得洛娃的俄文女教师非常和善友
好，对中国学生极尽耐心，不厌其烦地讲述难点和要点。在她的关爱和鼓励下，学生们的俄语水平很快有了提高。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学习，1949 年春天，留学生们被安排到当地的几所学院学习。
四位女同学去了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去了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进入了纺织大学，叶正明等
被安排到化工学院。
伊万诺沃是一个小城市，只有几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这些学校在名望和教学水平方面根本不能与莫斯科的学校
相提并论。这一情况，与大家的期待相去甚远。
同学们并不知道，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存在着正式外交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斯大林不认为中国共产党
能够取得胜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为了顾及国民党政权的利益，苏方刻意淡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因此，中国共产党派遣的学生不能进入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各大城市正规大学就读。
时间一天天地飞逝。二十一个年轻人在勤奋学习的同时，心情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中。一方面，不能及时得到国内时局
进展的消息；另一方面，苏方似乎也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境遇不再给予关注。进入苏联最高等学府深造的
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既然来了苏联，就要进入最好的学校，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是就在伊万诺沃这样的小城里，不明不白地度过留
学生涯，回去怎么向组织交代呢？可是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又是尽头呢？每每想起临行前首长们的殷切希望和自己的
郑重承诺，大家心急如焚。加上对气候、饮食不适应，有些人病倒了。
就在大家沮丧苦闷的时候，叶楚梅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叶剑英在信中写道：
“我知道处在遥远的国家，由于言语、习惯等等，自然要增加一些对祖国的怀念。何况祖国的人民，正在以千万倍的
①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
20

21. 信心和勇气，来打断快要挣断的锁链的时候，不断胜利的狂风，吹到无限遥远的西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爸爸是很知道
的。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
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
①
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
青年们争相传阅这份沉甸甸的来信，分享着来自祖国亲人的温情。父辈们充满激情的话语，重新拨亮了大家心中的理
想之火。
高年级的中国留学生们也伸出了援助之手。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三人联名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反映
中国留学生在伊万诺沃遇到的困境。为了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信中还列了一张清单，将这二十一名同学的父母
在中共的职务逐一做了介绍。很快这封信就有了回音，马林科夫派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科洛马瘳夫来调查此事。
1949 年夏，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进行秘密访问，向苏方汇报了解放战争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建国各项准备工
作的进展。中国同志对形势的乐观判断，彻底打消了苏方的种种顾虑。学生们来莫斯科上学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据谢绍明讲，在大家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49 年夏天，苏联红十字会安排大家到莫斯科附近
的谢涅什疗养院休养，途中要经过莫斯科。伊万诺沃方面不知何故不愿让大家去莫斯科上学，就将其中两位同学扣下来
不让走，希望借此牵制中国的学生们。可这哪里难得住具有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青年干部呢？大家暗地里把两人的
行李运上车厢，就在列车启动的时候，两位同学偷偷爬上列车。随着列车一声长鸣，二十一名中国学生终于结束了曲折
漫长的等待，开始了憧憬已久的正规学习生活。
大学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
在出国前，东北局就已经指示，到苏联后，要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专业，并建议学经济、学工业。中央关于留苏学生
学什么，也有比较统一和明确的看法。任弼时同志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湘传达了这方面的意见。他不主张中
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政治，也不赞成学习文科。他强调，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
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进行选择。
因此，与后来的留学生相比，这批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成为大家选择
专业的原则。
在苏联，对年轻人们触动最大的是其高度的电气化水平。大家都记得列宁说过的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
因此，莫斯科动力学院是最受青睐的，罗西北、李鹏、林汉雄、崔军、贺毅、肖永定都选择了它的水力发电专业；
高毅也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但是是在土木系学习建筑；
自幼就特别喜欢摆弄机器零件的邹家华，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同样选择鲍曼学院的还有刘虎生和张代侠；
一代名将叶挺陨命于飞机失事。叶正大、叶正明下定决心要制造自己的安全可靠的飞机，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去莫斯
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制造和飞机设计；
江明出身于农民家庭，又在土改工作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对探索中国农业社会问题有了浓厚兴趣。他进入莫斯科
农学院，决心献身于农业经济研究；
罗镇涛和杨廷藩进入莫斯科财经学院学习财政和金融；
项苏云进入莫斯科纺织学院学习棉纺；
任岳选择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工业及民用建筑；
叶楚梅进入莫斯科大学；
任湘进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
朱忠洪进入了莫斯科有色金属与黄金学院。②
1949 年 9 月 1 日，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全部免试进入自己所选择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新的学习
生活。
1949 年的莫斯科，还处处显示出残酷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流离失所的难民沿街乞讨；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拖着残
缺的肢体，无声地诉说着战争带来的苦难。
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费是四百五十卢布，这在当时应当算是不低的数目了。然而战争造成货品奇缺、物价飞涨，抹面包
的黄油卖到六十卢布一公斤。中国学生也只得节衣缩食，买一块黄油要节省着吃很久很久。
比生活的困难更严峻的，是学习的艰苦。
中国留学生都来自战火纷飞的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除了极个别人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外，其
①
《人物 ABC 》网站。 “叶剑英长女叶楚梅”
http://www.rwabc.com/diqurenwu/diqudanyirenwu.asp?id=35&people_id=28&p_name=%E5%8F%B6%E6%A5%9A%E6%A2%85
②
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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