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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璁的年末公開萬言書
- 2. 2 Part 1. 一份來自外審委員的證詞：對嚴重瑕疵的正義揭露 事實上，我之所以鼓起勇氣決定公開說明的轉折關鍵，是上個月底我意外收到的 一封信，來自某國立大學很有名望的一位資深教授。這封信其實是一個文件副本， 正本分別是給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及高教司司長與法制處。 這是一份充滿道德勇氣、揭露真相的證詞，其所指證有關台大社科院院長在我著 作送審過程中之重大瑕疵及可議動機，卻讓我極為震驚、憤怒且難過。檢舉人首 先表明他是擔任我升等著作審查的評審委員之一，他在 2017 年 10 月 24 日，於 台大社會系網頁看到系教評會所發表對我升等案未通過之說明後，感到非常不平 憤怒，發現「此次升等審查作業程序涉及極大行政瑕疵，有必要以外審委員身份 向教育部相關評議委員會提出說明和澄清」。 簡單歸納檢舉人的證詞，包括以下四點： （一）台大社會系教評會在升等送審期間，即曾去函告知外審委員「李老師所送 三篇代表著作之一，為博士論文之延續性著作，且經系教評會認定有相當 程度創新。」既已如此明確認定，為何日後院教評會卻一直指控李老師升 等資料填寫不實？ （二）台大社科院蘇國賢院長，未經院教評會討論授權，即擅自將李老師原本提 供給外審委員的 19 頁論文異同對照說明書，以「其中 4 頁內容不方便給 外審委員參考」為由（此為院辦行政人員回信用語），而逕自予以抽除。 此舉明顯有不當干預、誤導審查委員之嫌。 （三）審查表格之設計亦有刻意誤導審查結果的瑕疵。 （四）在教育部所要求進行的第二次評審意見釐清時，蘇國賢院長竟然特別致電 林教授，暗示「請外審委員調降審查分數」。 以上重大瑕疵之作證揭露，任何人即使不用在學術界，只要將心比心，就可以想 作為一位放棄匿名保障而挺身檢舉的審查委員，需要多大的勇氣，又將承受多大 的壓力，尤其他要檢舉的違法對象，是在台灣社會科學界握有多大權力的台大社 科院院長。
- 3. 3 我其實不確定我的社會系老師同仁們、以及院教評會其他系所的前輩教授們，知 不知道他們的蘇院長已經因為這個明顯的行政濫權、與對我造成明確的審查不公， 而被外審委員前所未見地跳出來向教育部公開檢舉指證。這應該是相當嚴重的問 題，涉及一個頂尖學術機構的公信力，理當好好重新調查才是。 然而，就在前天，我收到了台大校方送交給教育部的補充答辯書，開宗明義卻是 反咬指控檢舉人「違反保密原則，涉及學術倫理，並有觸犯刑法第 132 條規定之 瀆職罪之虞」。是的，駭人的恐嚇出現了，我既錯愕但其實也不太意外，正如蘇 院長先前也曾為我「發明」扣上各種罪名（包括「偽造文書」、「違反學術倫理」 等）。更誇張的是，竟然在完全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指控我與檢舉人「之間 恐早已互通聲息，因此（檢舉人）所提供之審查意見公正性，亦令人質疑」，又 批評這位審查委員「藉檢舉之名護航，混淆事件之焦點」。 很悲哀不是嗎？洋洋灑灑近 30 頁的「答辯書」，完全沒有釐清檢舉人的指證疑 點：為什麼系與院教評會對我的著作意見明顯前後矛盾？為什麼蘇院長可以未經 院教評會授權即擅自刪減我給評審委員的論文對照說明書？為什麼沒有按照教 育部判定我「申訴有理」後的重審準則，而刻意設計有誤導審查結果嫌疑的表格？ 為什麼蘇院長可以親自打電話暗示評審委員直接調低原來已給我的高分結果？ 這些關鍵問題完全被迴避了，只剩下被檢舉者情緒化的反控與恐嚇。 其實過去一年半以來，諸如此般的「法律恫嚇」早已不斷強加在我身上，也罷， 反正我已遵循合法權利程序提出申訴，原本就靜待教育部能做出公正裁決。但沒 想到，面對外審委員基於真相良知所提出的質疑，做錯事被檢舉的掌權者，不自 省或好好澄清也就算了，卻還重施故技也一併粗暴地抹黑人家、拿大帽子扣他、 警告他。說真的，我真的不太懂，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學者風範」？ Part 2. 無中生有的「學術誠信」罪名：從合法申訴到非法抹黑 2016 年五月，我的升等副教授申請案，得到四位校外評審委員分別給予 90、90、 80、80 分的一致「推薦升等」分數（平均 85 分屬「極力推薦」等級），同時台大 教評會亦以五票全票通過（分數 84 分）「推薦升等」。針對有一位外審委員提到 我送審的三篇代表著作之一與博論雷同度太高，社會系教評會也正式經過比對、
- 4. 4 討論、議決，白紙黑字提供給院教評會如下之證明：「本論文屬延續性研究且有 創新，可為代表作。」 然而，社科院教評會在六月召開時，卻在蘇國賢院長的主導下，先是刻意不讓我 列席說明、答辯（我多次要求此一法定權利，卻被拒絕），而後刻意忽略上述從 外審到系教評會皆高分通過推薦升等之事實，且完全未對另外兩篇代表著作進行 實質審查，更沒有對我的整體研究和教學、服務表現進行法定要求的評分與投票， 就逕以「三篇代表著作之一與博論雷同度高，不符合法規」為由，直接否決了我 的升等申請案。 會後，由當時的系主任曾嬿芬教授告訴我，我沒有通過升等，而這也意味著，因 為升等限期條款，我必須離開這個學校。當時我直接詢問主任，既然我的這一聘 期是到 2017 年七月，為什麼我不能在 2017 年二月再提出一次升等申請？我得 到的回答是：沒有辦法的，你這次沒通過就「已經」違反升等限期條款了，雖然 離此任聘期屆滿還有一年半，但你無法再提出申請了。這個說法直到後來許多學 界前輩和行政官員告訴我，我才知道，其實是不成立也不應該的。只要是我仍在 聘期間，我當然有權繼續提出升等申請。 於此相對的，系主任和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資深老師則建議我，雖然對升等未通過 的結果提出申訴是我的法定權利，他們會尊重，但勸我最好還是不要提出申訴。 一方面，他們說申訴被接受的機率很低，而且就算申訴成立、得到重審的機會， 其實再來一次也很難通過（當時我已非常的震驚，為什麼還沒申訴就可預知結果 難以改變，更何況，系教評會明明就是全票通過推薦升等，為什麼那麼不支持我 合法申訴）。 另方面，他們說一旦我申訴，搞得大家都知道，我就很難再轉職。為了保留我面 子，不致於讓外界覺得我是「表現不好」被解聘的，他們說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不 要對任何人說，自己請辭比較好」。而他們會給我包括減教的優待，協助我接下 來低調另覓出路。 幾位資深老師們還循循善誘舉了一些過去實例告訴我：誰誰誰提出申訴後，纏訟 拖磨而一事無成，而誰誰誰又因為知所進退、「願意退讓犧牲小我，讓組織不至 於為難分裂」，最終能得到不錯的轉職任教機會。我聽著聽著，膽戰心驚，暗自 顫抖，這裡真的是富有正義美名的台大社會學系嗎？
- 5. 5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面臨即將失業卻有苦難言的我，連回家面對老母都得故作 無事的壓抑。我的內心從未這麼恐懼，自我否定的負面情緒也不斷將我擊倒。直 到 2017 年 8 月底，申訴期限日的前一天，我終於還是決定，先低調、不對外聲 張地向校申評會提出申訴吧。而這其實也是受到系上另有一位資深教授與一位同 事的鼓勵支持（我想說的是，並不是系上都口徑一致地決定好怎麼處置或對待我）。 送出申訴書的當晚，我還特別寫了一封信向曾主任和五位系教評委員致謝和說明， 希望他們可以了解我並非麻煩製造者，我只是希望能得到合乎比例原則的公平重 審機會。 我沒有收到任何回信，只有曾主任致電給我，略微激動地表示，她尊重我有申訴 權利，但就算成功，重審通過的機率也很低。主任同時也告訴我，系教評會雖然 全票通過推薦我升等，乍看起來和院教評會否決我的結果不同，但其實系教評會 當時也很勉強，他們和院教評委員的態度差異，並不如我想像的大。 當時我並不知道，我提出申訴的隔天，系教評會隨即緊急召開一個秘密會議，重 新擬了一份文件，說明他們支持院教評會否決我升等的決議。這份文件，並沒有 如同一般系教評會會議記錄都會公開寄給本系所有老師，即便連我作為當事者本 人也沒收到。竟然一直等到最後我的申訴案上訴到教育部時，所有文件必須解密 我方才得知有此並不符合程序正義、也與先前教評會決議文前後自相矛盾、而傷 我甚深的黑箱文件。 更不可思議的殘忍、也完全走偏的指控，則出現在社科院蘇院長具名給申訴評議 會的「答辯書」中。我永遠記得我收到這份文件（2016/10/19）時，完全嚇傻， 還因此在系館廁所內吐了。 蘇院長用了長達 24 頁的篇幅，「重新發明」我多項罪狀，包括最為嚴重的「有違 學術誠信」、「故意登載不實的學術倫理問題之疑慮」等指控。如果這些罪名果真 成立，為什麼在先前院教評會決議否決我的升等申請案時，從未出現，直到因為 我申訴了才無中生有地被羅織出來？蘇院長甚至還公然說謊作偽證，指稱「本院 從未接獲申訴人以口頭或書面表示其至院教評會說明之意願，申訴人聲稱其多次 表示願意至院教評會說明，與事實不符。」 為了不得不捍衛自身人格，我被迫必須對申訴評議會提出相關證據，說明院長的 指控完全子虛烏有。於是我提供了簡訊紀錄，證明我確實曾經要求列席答詢、但
- 6. 6 卻顯示院長「已讀不回」。我也很為難地提供了與系主任多次的電子郵件，還原 在最初選擇代表著作的過程，我是如何從原來根本沒有要選擇那一篇「被認為與 博論重複」的論文，因為受了主任的強烈建議才把那篇列入其中。 事實上，根據慣例，很多老師的升等代表著作只要提報一篇論文即可，我當時之 所以選擇共同列出三篇一級期刊論文，無非只是接受主任的建議，認為如此將更 能多面性地展現我的研究廣度和拓展能量。請各位試著從簡單邏輯便可判斷：既 然我的發表論文數量絕對足夠，也有完全與博論無關的新研究（比如有關韓流、 或太陽花社運等論文），都發表在頂級期刊上，我又何必甘冒任何違規風險，硬 要把一篇改寫自博論一章的論文列上去（事實上此章也從未正式發表過，所以更 完全沒有所謂「自我剽竊」的疑慮）？ 我當時所提供的必要證據，只是未公開地提供給學校申訴評議會做為評斷之參考。 包括申訴書在內，我從未對系主任、院長等任何一位老師，進行任何半句動機陰 謀論式的質疑，相反的，我完全只是被迫、因為蘇院長公然不實的抹黑指控，必 須攤開這些事實證據，如此而已。 沒想到自此之後，系主任竟突然請辭，某幾位老師同仁甚至開始毫不留情地耳語 批評我，或寫黑函傳臉書私訊告訴其他我們共同朋友、更糟糕的是竟然還對學生 放話，說我如何「違背學術誠信」，又如何罔顧倫理地傷害幫助我的曾主任，而 這對系上老師來說是他們不能容忍我的人格瑕疵。許多朋友和學生，聽不下去， 也為難痛苦於要面對這一切的認知失諧，不得不來跟我示警，希望我小心留意。 被污名至此，我夫復何言。而那些「去除無權力者之污名」的大聲倡議，此刻顯 得如此諷刺。 Part 3. 那些不知何以而來的惡意：權力的規訓與懲罰 2017 年五月，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送達了一份遲來的正義，判決我 的申訴有理，指出台大社科院教評會不通過我升等的決議有重大瑕疵。而在教育 部所指示後續「適法之處置」，僅要求社科院「確認審查委員『原意』為何」，而 不是進行全面的重新審查，更非重新評分。很明顯的，教育部決議書從頭至尾皆 未對原來四位委員之評分有任何瑕疵質疑，也因此並沒有授權社科院可對「已經 完成」且具法律正式文書效力之前次審查結果，進行結果完全不同之重新評分。
- 7. 7 這是用常識即可論斷的程序正義問題：完全一樣的評審委員、完全一樣的送審著 作，怎麼可能前次白紙黑字給了推薦升等的確切高分，但這一次卻可以逕自更改 成不及格分？要不是身為評審委員之一的檢舉人，勇於出面指證這個過程所充滿 的各種瑕疵、與蘇院長直接不當干預的誤導和暗示，這一切變本加厲的荒謬作為， 真相恐無大白的一天。 很多人都誤以為我所遭遇的故事因果如此簡單：因為你不認真研究發表所以升等 沒通過，然後因為升等沒通過所以不被續聘。但事實上，我整整花了一年半的時 間，對自己反省再反省，對事實釐清再釐清，才慢慢知曉，順序可能倒過來了： 說不定是因為組織不想續聘我這個人，但又找不到任何合法理由（相反的，我在 教學和服務上表現還算傑出），於是只能藉「不通過升等」這個手段，來達成逼 退目的。 會這麼揣想其實是相當痛苦的。如果不是目前我還在暫聘期間卻被強制停課（且 系方完全不顧學生會的正式抗議與社會輿論的批評），如果不是系方竟然空前絕 後且違背行政倫理地在深夜於官網公布我未升等通過的理由，如果不是連外審都 看不下去而勇敢出來指證瑕疵、卻反遭校方抹黑攻擊，如果不是各種宣稱我不適 任的理由持續「發明」出來又太過荒謬，如果不是最後的不續聘審查竟然直接跳 過社會系教評會、沒有合乎三級三審規定就由院教評會直接代決……如果不是這 點點滴滴的程序不正義、與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懲罰處置，我怎會願意相信， 「升等不過」或許只是藉口，其實掌權者真正希望的是要我趕快走人。 比如說，在 2017 年七月討論我不續聘案的校教評會上，社科院蘇院長所提供之 《專案分析報告》，不僅羅織各種可能涉及不實毀謗的誇大罪名（如「有違學術 誠信」、「隱匿和誤導審查人」等），更令人哭笑不得的還有以下這些敘述： 「李助理教授……未以身作則，亦未教育學生正確的觀念與應有的作法，實為學 生之不良示範，此乃同時違反本校聘約第 5 條關於『專任教師對於學生心理、品 德、生活、言行等，均應擔負輔導之責任並以身作則』規定。」 「李助理教授若獲續聘……對於學生及後進助理教授具有不良示範作用，而此將 造成本校研究標準之建立產生嚴重的偏差與研究誠信之淪喪，進而對本校以追求 卓越之學術目標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又本校身為引領全臺學術研究發展的指標， 進一步對全臺高等教育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
- 8. 8 面對如此無所不用其極、誇大其詞的指控（我李明璁何德何能，原來殺了我竟然 可以確保台大乃至「全台高等教育」的學術水平），這一年半來我一直都是措辭 有禮、就事論事的低調回應，希望能得到組織與掌權者的善意理解和公平對待。 但很遺憾，我終究失敗了。我謹言慎行、低聲下氣地說什麼都沒用，他們覺得早 就給你敬酒喝、台階下，但你卻不領情、不自己默默辭職。如今一狀告到教育部， 教育部之前還力挺你，這口氣對掌權者來說，似乎是怎麼吞都嚥不下的。 而所有知道我遭遇的朋友都會好奇：「你到底得罪了他（們）什麼？」是啊，因 為一切都太誇張、太不可思議了，所以連我都問過自己千百遍：「是不是我哪裡 做錯了什麼？顧人怨到這種程度？」這一年半我日夜自責，無法釋懷。 曾有一天，我的助理從系辦拿了一本書《台大社會學文選：回首五十年》來問我： 這裡頭怎麼沒有你？我赫然才醒覺，2010 年為了慶祝台大社會系創系五十週年， 當時擔任系主任的蘇國賢教授（為本書發行人）、協同曾嬿芬教授（本書責任編 輯），編纂了這本書，裡頭收錄所有本系專任老師、兼任老師、退休老師甚至已 經辭世的老師，多達四十幾篇文章（不僅是研究論文，也有幾位老師提供的僅是 授課筆記或研究評論）。詭異的是，當時我完全沒有被通知到要提供文章、共襄 盛舉。但明明，那時我才剛在 TSSCI 期刊《文化研究》，發表了一篇論文，而在 這之前，也還有幾篇研討會文章。 這本書的第一篇文章，討論六十年來社會學在台灣的發展、以及研究領域的變遷， 裡頭提到近百位從第一代到第五代的台灣社會學家，對於晚近台大社會系年輕老 師的研究方向也頗多著墨。而這篇文章中，我的名字也沒有出現過。 我非常清楚記得那時候，是我來到台大任教的第五年，我正積極展開全新的「韓 流」研究、以及台日兩地遊學生旅居經驗的民族誌研究（這兩個計畫後來都發表 在一級期刊上）。蘇國賢主任有一次明白地告訴我：「我們院裡有些系，新老師進 來三四年覺得你發表量不夠，不用等到升等期限就準備叫你自己走人」。我當然 知道這個嚴厲指令的規訓意涵，也因此從 2010 年開始，當全台灣所有人都在用 臉書時，我卻長期關閉了這個社群網路（直到 2016 年底，我才重新啟用臉書）， 專注於研究寫作。雖然那段時間，我同時必須照顧得到腦瘤而失明失智的家父， 也得和國民黨政府起訴我為「非法集會首謀」而搏鬥，但是我仍以平均一年超過 一篇的論文發表量，穩定追上學校要求的進度。
- 9. 9 自我反省，我當然不是台大社會學系發表量最多的教師之一，但不比任何其他老 師，就算與向來重視量化數據指標的蘇國賢院長相較，我也不算糟糕到必須被掃 地出門的程度吧。最近七年內蘇教授共發表 3 篇期刊論文（其中兩篇列第二作 者、一篇列第三作者）、2 篇書籍專章（其中一篇為合著）、與和三位作者共同編 寫一本專書。而我最近七年內共發表出版 6 篇期刊論文（其中有 4 篇是 TSSCI 收 錄期刊、1 篇 THCI Core 收錄期刊、與 1 篇日本重要學術期刊），2 篇學術專章 （一篇日文、一篇英文），以及 1 篇學術書評。 不過似乎這些個人努力，都無法扭轉已成框架定局的喜惡判斷。這個判斷，隨著 權力的擴增，進一步體現在各種規訓、甚至懲罰的處置手段。最後，無可收拾的 你必須被毫不留情地驅逐，幾乎毀人一切、讓你再無翻身機會的驅逐。 Part 4. 我所要求的終究非常卑微，只是合乎比例原則的公平對待 即便獨自承受再大的委屈，這麼長期以來，我其實仍一直在自我反省，反省自己 是否確實也有些疏失，比如當時我就不應該接受系主任的建議，堅持自己的判斷， 只要提報兩篇完全是新主題的研究論文作為代表著作即可。如果這一步是這樣走， 似乎現在所有的傷害就不會發生了（當然，反之若這一切是以驅除我作為前提而 發動的，那就另當別論）。我的確對此感到懊悔，但幾乎所有知道此事的學界前 輩和朋友，卻一直鼓勵我必須勇敢申訴，爭取程序回到合法正義的機會，且他們 更都認為，此案的決斷根本不合乎比例原則。 是的，我所一再卑微懇求的，莫過於四個字：「比例原則」。 我送審了 10 篇論文，其中 3 篇列為代表著作。姑且不再論究這個挑選過程，當 時是否受到系主任所主導影響，即便退一百步說，就當那篇真的不夠創新、不符 合升等著作規定罷了，那請把它丟到垃圾桶，也還有兩篇代表著作，全都是刊登 在一級優良期刊，且明確是新的研究計畫與成果。為什麼院教評會從頭到尾都不 願意好好實質審查這兩篇？ 再退一千步說，就算升等真的因此形式要件問題而不通過，為何系上與院方明知 我仍在聘期內、仍有時間重提升等申請，卻刻意阻饒我不讓我再提？再再退一萬 步說，就算升等真的因此沒有通過也無法再提了，為什麼早就已經被法院和教育 部多次否決「不得以升等限期為由解聘老師」的判例，台大卻可強硬不遵守？又
- 10. 10 為什麼可以跳過系教評會不用三級三審程序、由院代決？且為了製造更多我不適 任的理由，讓社科院院長不斷「發明」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套扣在我的頭上？ 退一百步、一千步、一萬步說，說到底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根本無法 正當化今日我所遭逢的殘酷對待、名譽毀謗與人格抹黑。 況且，這不是所大學、教育機構嗎？為何都不考量我的教學成績，彷彿這校園的 主體學生根本不存在？我曾兩度榮獲本校「教學優良獎」，並獲頒「台大任教十 年資深優良教師」。我在最近六年所開過所有課的教學評鑑平均值，高達 4.68 分， 較諸全校、全院、或本系之平均值，都明顯高出許多。舉例來說，我所開授的「音 樂社會學」，不僅在校內獲得很大迴響，十年來也透過此課，確切培育了許多相 關產業的新秀。近三年來，我甚至帶領學生與助教團隊，投入專書出版計劃，兩 年共已出版四本作品，其中一本甚至榮獲金鼎獎的優良政府出版推薦肯定。 此外我於社會系任教至今，總共指導了 29 位碩士學生完成論文。其中，有超過 半數以上學生（17 位）曾經由我協助修改，而將其論文發表於國內外的學術研討 會，其中更有 2 位學生的畢業論文獲得重要學會之獎項，另 2 位學生則分別將其 作品出版成專書與 TSSCI 期刊論文。 除論文指導外，我也積極協助、甚至主領多個國際學生交流會議之計畫。其中成 效最顯著、也受到校方大力肯定支持的，莫過於已經持續八年、每年暑假期間與 日本京都大學社會系及韓國首爾大學社會系聯合並輪流在三地舉辦的 East Asian Junior Workshop。這個跨國工作坊在最初第一年，即由我和吳嘉苓教授共同帶領 十多名學生，前往京大交流研討。後來我也因此後來長期擔任京都大學 Global COE Program 的顧問，並與任教於京大社會系的著名社會學家伊藤公雄教授，建 立良好的研究與出版合作關係。 我並不想再細數自己於台大任教期間，所認真扎實完成的一切點滴，我相信，即 便是現在迫不及待想把我趕離這個校園的人，若摸著良心，也無法否認我曾敬業 負責對此份教職的心血付出。我更相信，所有至今我曾教過超過三四千名以上的 學生，絕大多數都可以見證，我對社會學教育的絕對熱情。 謝謝你耐心讀到這裡，在這人生至今最為痛苦、每天生不如死的一年之最後一刻， 我的心情就像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最後所說的一句話：「我已經說了， 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